本书还有很大的雄心与过去十几年中火热的“新清史”有所勾连。第六章讨论北京的藏传佛教寺庙与蒙古王公的关系时，援引罗友枝的研究提出问题，即西黄寺作为喀尔喀蒙古王公朝贡之驻在地，为何成为贸易地点（其实个中道理不难理解，有趣的是作者是综合不同角度的材料予以证明）。第七章也将“新清史”作为讨论对象，她援引了2004年出版的论文集NewQingImperialHistory:TheMakingofInnerAsianEmpireatQingChengDe,从中我们当然可以看出这些“新清史”脉络中的学者认为承德是清帝国政治中的另一个中心，紧密地联系着蒙、藏。然而，“新清史”在书中似乎仅仅发挥了引子的作用，本来以为这本论文集将成为此后论述中最重要的对话对象，但是在细致地梳理了热河各个藏传佛教寺庙的造办费用之后，这一章的结论转而讨论内务府与户部财政的关系，对话的对象则变为了刘翠溶与曾小萍。
作为读者来说，在阅读本书的五、六、七章时，都容易有迷失之感。这三章都在提问中援引了“新清史”脉络的研究，似乎要将“新清史”诸学者作为最重要的讨论对象。从题材来说，研究藏传佛教寺庙，也的确容易令人联想起满洲与蒙、藏关系，以及清代皇帝的多元身份，这些正是“新清史”研究中相当关注的议题。但是就阅读中的体会来说，其实这三章更多的内容还是在“算账”，帮乾隆皇帝计算资助藏传佛教的支出，以及这笔经费在财政结构中的位置。从研究主题来说，其实这更多还是财政史关心的议题而非“帝国史”所关心的议题。
因此，在我看来，本书重要的贡献还是揭示内务府收入与户部收入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常关税的梳理，可以从中看到乾隆皇帝利用税关监督将税关盈余转变为皇室收入。使得常关税兼有国家财政收入与皇室特权收入的性质。税关监督的问题虽然前人已经了解，但是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所以就篇章布局来说，本书用超过四章也即一半的篇幅讨论藏传佛教与皇帝的关系，是否足够扣合本书的主题，值得考量。如果说前四章谈关税、盐商、皇庄、皇当，都是着眼于皇帝荷包中的钱从哪里来，那么乾隆皇帝这荷包里的银子，是都花到藏传佛教上面了吗？全书中似乎并没有给一个明确的交代。乾隆皇帝具有多元政治身份，满洲与蒙、藏具有紧密的政治关系，其中，藏传佛教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本书后四章中塑造了为藏传佛教花很多钱的乾隆皇帝的形象，但乾隆皇帝究竟是如何掂量自己的“荷包”的？内务府财政在整个帝国财政的结构中，最重要的意义究竟是满足皇帝个人所需，还是羁縻蒙、藏的政治性支出？我被这个问题吊起胃口很大，但是始终没有解惑。
不过，这仍是一本意趣盎然，能够一气读完的著作。作者娴熟于清代档案，相当多的史料已经被转换为叙述性的文字，变成一段段故事，呈现给读者。凡曾使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进行研究的人都能理解，这需要作者付出相当精力才能做到。我曾看到网上有人评论这本书中数字太多，失于枯燥，其实这些数字计算正是书中最有趣的部分。从众多表格中，适可窥探乾隆皇帝“正大光明”的账目（户部）之外的秘密运作。康熙皇帝所宣称的“永不加赋”如果可说是这个帝国的“面子”，乾隆皇帝的这些隐性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大概正是这个帝国的“里子”。（本文原题《帝国的“面子”与乾隆的“里子”》，发表于2016年7月24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标题为原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