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军民尚武气质推动晚清军事变革
甲午战争使晚清军事变革由“师夷”走向“变器”，由“变器”走向“变道” “尚武”是当时人们一种很朦胧和模糊的认识和提法，实际上它的含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崇尚武力，还包含了国防意识、英雄主义以及民族精神，等等。
“尚武”在各国的军事变革中本不是一个问题，但对于传统上“重文轻武”的中国来说，却是当时军事变革中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场战争。战前，很少有人会预料到，堂堂天朝大国经过几十年军事变革后，会输给“蕞尔岛夷”。
但是，过去被中国看不起的学生日本，在经过一代人的努力之后，却无情地击败了自己的老师。因此，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刺激相当大，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败得不甘心，败得不光彩”。
悲痛之余，人们开始全面、长久的反省与思考，内容涉及装备技术、军事体制、战略战术、官僚体制、偶然因素、地理环境等许多方面。从此，晚清军事变革开始超越物质层面，进而从政治文化层面来探索中国军事落后、战争失败的根源，由“师夷”走向“变器”，由“变器”走向“变道”。所谓“变道”，主要包括政治军事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政治上的主题是“变法”，文化上的主题是“尚武”。
甲午战争惨败之后，很多中国人奔赴日本学习、考察，探求中国失败之因或进步之路。1906年，留日学生已达到一万人左右，其中军事留学生约占20%左右。这批学生到日本之后，感觉到了中日文化的强烈反差。他们认为中国失败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但国民国防意识淡漠、军人战斗精神缺乏、长期“重文轻武”文化传统是其中重要原因。
当年，梁启超看见日本军营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际，场面非常热烈。而最震撼其心魄的，还是其中为新兵题写的标语——“祈战死”。梁启超感慨道：“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何相反之甚耶！”
自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的中国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主战”观点认为，帝国主义非常强大，反抗极其艰难。但是，为了国家独立、民族生存，只应该誓死抵抗，不应该苟且偷生。中国虽落后，但地广人多，只要前仆后继，坚持到底，最后必然能够取得胜利。既走一条“抗击—坚持—胜利”的道路。“和戎”观点则认为，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以武力反抗必遭失败，求和是实事求是的负责态度，是真正“爱国”，而主张抵抗则是不负责任的“蛮干”。因此，最为明智的策略是放弃武力抵抗，尽早与侵略者签订和约，然后集中全力搞军事近代化，等赶上西方以后再跟他们较量。即走一条“和局—自强—御侮”的道路。
但是，通过对鸦片战争以来反侵略战争史的考察，很多人意识到，以“和”为主的策略根本不能保证民族的和平与安全。因为“和戎”道路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积贫积弱的中国，靠什么来争取和局？
最初，晚清统治者采取签订“和约”的方式，希望通过有限度地牺牲一定的国家利益来换取和平。但这完全是一厢情愿。每次大量主权或经济利益的损失，换来的是帝国主义更大的贪婪、更大的侵略。最初仅仅只有英国侵略中国，后来沙俄、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接踵而至，最后迎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历史的沉痛教训告诉人们，虽然轻易动武是不明智的选择，但等到发展起来再进行反击是根本行不通的。
尚武强军大兴，军人和军人文化从社会的边缘，逐渐进入社会变革的中心 如何才能提高军人甚至全民的尚武意识？
当时有识之士的做法是，一是鼓吹战争意识。蓝天蔚认为：“畏战之国，其国必受战祸。戒杀人者，人攘夺其国。”壮游认为：“闻战则喜，战死而相与贺，国未有不雄者。”
蓝天蔚和壮游都曾经留学东瀛，对日本尚武文化的感受非常深刻。他们认为战争是文明的阶梯，没有如火如荼的战争，也就没有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这种对战争的崇拜固然很偏激，但从结果上看，实际是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矫枉过正，其目的则是为了民族的救亡图存。
二是极力讴歌军人。国家处于危难之境，军人的担当精神尤其重要。蔡锷所著《军国民篇》影响极大，其中谈道：“兵者，国家之干城，国民之牺牲，天下之可尊、可敬、可馨香而祝者，莫兵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