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毛泽东没有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但他派人送来一个花圈，放置在曾与他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战友、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达27年之久的周恩来的遗像旁。毛泽东只能以这种方式同他这位忠贞不渝的战友告别。
15日下午，有5000人参加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邓小平如期前来致悼词。叶剑英、宋庆龄、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王震、乌兰夫、蔡畅以及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了追悼大会。
1月15日下午3时，悲痛忧伤的哀乐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里一遍一遍地回荡，如泣如诉，浸泡着人们悲伤的心灵。周恩来的骨灰盒覆盖着党旗，端放在大厅的正前方。
这天，首都北京是个晴朗的日子，但气温低到零下10摄氏度，还刮着三四级北风。
人们事先估计到，追悼会下午3时开，大约会在中午12时戒严。所以人们早早赶在戒严之前到达天安门广场。
等到戒严时刻，天安门广场上早已是人山人海，无数的花圈汇成了花的海洋。成千上万的人川流不息地来到纪念碑前脱帽默哀。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悼念周恩来的花圈挽帐、悼词诗文、白花素缟覆盖了神州大地。
邓小平在哀乐声中目光缓缓，表情严肃。他沉痛的声调，感染了会场内外的广大群众。人们伫立在那里，止不住泪如雨下。
在那天晚上，毛泽东看电视的时候，护士和陪伴他的人发现他是流着眼泪看完了周恩来追悼会的报道的。
1976年1月15日深夜，一架飞机带着周恩来的骨灰飞向天空。邓颖超一夜未睡，清晨她痛哭着搂住实现“恩来同志遗愿”不是儿子胜似儿子的两位警卫
周恩来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早在1956年，我们党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倡议实行火葬，周恩来作为总理，带头响应。1958年，他专门派人到重庆，将抗战时期离世的亲生父亲坟墓，与同时期离世的邓颖超母亲之墓，甚至还将重庆办事处几位病故同志的坟墓，平掉后进行深埋，并在原来的坟墓上重又种上庄稼。20世纪60年代后，周恩来的殡葬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认为人死后不仅要火化，而且没有必要保留骨灰。他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人死后为什么一定要保留骨灰呢？把它撒在地里可以作肥料，撒在水里可以作饲料喂鱼，人死后不仅不浪费一寸土地资源，遗体还可以再作一点贡献。”
1972年患病后，他多次与医疗组的医生们谈起自己的身后事：“癌症问题全世界都还没有解决，我死后，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好好研究研究，若能为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追悼会后，治丧委员会将依照周恩来的生前嘱托，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邓颖超让周家亲属、医务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留下，就在大会堂台湾厅开了一个短会。她向亲属们宣布了这个消息：“完成总理生前的遗愿，将骨灰撒掉。”
在场的亲属们一听都失声痛哭：“我们留不住伯伯，连骨灰都留不住吗？”
邓颖超面带严肃对亲属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还要用愉快的精神解除伯伯的痛苦，共同跟伯伯与疾病作斗争。你们的伯伯在知道他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伯伯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的。我们国家在对待人死后的葬仪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一直是土葬的。从感情上讲，你们很难过。伯伯的肉体虽然不存在了，他的骨灰在祖国的大地河流作肥料，仍为人民服务。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物质不灭，生生不已。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一行动。伯伯的遗愿实现了。你们都听到小平同志的悼词了，中央对你们伯伯的评价已经超过了他的实际，你们不应该再有任何意见。从你们伯伯去世之后，关于后事的问题上，我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中央怎么安排我就怎么服从，你们也一样，不要想三想四，更不能有意见。”
邓颖超与亲属们开完会，便准备亲自护送骨灰到通县机场。这时外面进来人报告：“外面都是群众，这时不能出去，一出去，知道总理骨灰要撒掉，他们一定会出来阻止的。”
邓颖超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又在台湾厅等了一会，便决定由大会堂通往外面的地下隧道出去。
一路上，邓颖超捧着丈夫的骨灰盒，默默流泪。身边的老警卫张树迎心里十分难过，他知道邓颖超在大家面前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也不让别人过多的哭泣。可是当她一个人面对丈夫骨灰的时候，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张树迎想替邓颖超捧一会儿骨灰盒，可是邓颖超摇摇头，嘶哑着喉咙说：“让我捧着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恩来在一起了……”
一听邓颖超这样说，卫士们的眼泪又不听话地流了出来。他们无法分担邓颖超的悲伤，甚至现在无法分担她手中的重量。
等汽车到达通县机场，天已经黑蒙蒙一片。好半天，大家才在黑暗中辨认出跑道和停着的一架飞机，等他们几个人上前，才知道是一架撒农药的农用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