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转变，是由效率优先向公平正义的转变。看六中全会公报，我感觉有一点很高兴，几乎没提效率。其实效率是企业的问题，不应该成为政府和政党的目标，政党是弘扬一种价值观的，政府是维护社会公平的，企业是追求效率的。追求效率是资本的天性，别说不用去激励它推动它，即便是阻挡都挡不住，所以把效率写到政府和政党的旗帜上特别荒唐。过去总是说改革前政府和企业之间功能错位，其实改革后才是真正的错位，错就错在政府疯狂的追求利润追求经济效率。以前我们的政府和现在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都是不管利润不管效率的，即便是有问题，也只是在企业的管理方法管理机制方面有些问题，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是没有大问题的。可是改革后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企业在天天研究琢磨政治问题、政策问题和干部问题，中国企业家对政治问题的熟悉和了解，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的国会议员，越来越多官员的腐败就是企业研究政治问题和干部问题的结果；政府却一心一意搞经济赚大钱，对百姓疾苦等政治问题没有丝毫兴趣，即便有兴趣也只是装装样子而已。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私人庄园，全国人民都变成了庄园的农奴，少数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成了庄园主。庄园主肯定要求效率，效率是富人经济学的概念，是庄园主经济学的概念，是奴隶主经济学的概念，不应该是穷人经济学的概念，更不应该是共产党人经济学的概念。
可以说，由效率优先向公平正义的转变，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大解放、人权大解放、人的尊严的大解放。效率优先的实质，是把人仅仅看作是实现GDP增长的一个工具，根本不把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成是人，就像农村看待猪羊牛马一样。所以说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大解放，而且比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那次解放的意义还要伟大，《人权宣言》是把人类由权力集团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这次是要把人类，至少是先把中华民族由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的双重束缚下解放出来，权力集团对人的统治是罪恶的，资本集团对人类的统治同样是罪恶的。精英集团的一个很大罪行，就是它把资本集团的统治作为一种天然合理的模式强加给我们国家，认为资本集团的统治就是历史的进步。我们并不否认，权力集团对人类的统治是应该推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就要接受资本集团的统治，不能因为张三是个流氓就要嫁给李四这个流氓！这两个集团的统治都应该推翻。可能有些同志会说我评价太高，其实不是，至少在理论上竖起了公平正义这个旗帜，并且我们也应该在最高意义上来理解中央这次战略转变。这次机会多么难得啊，可以说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是实现中国人民利益的最后一次不流血转变的机会了，我们必须得抓住，一定要抓住，也一定能抓住！伟大的转变发生在当前，本身就反映了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自生能力，总是能在关键时期产生自己的一批铁血子孙，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饱经忧患历尽劫难而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就如同这一次的历史转变，如果没有包括乌有之乡在内的广大左派持续数年的广泛斗争，是不可能有今天这个局面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次转变与四十年前那场转变在许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是近三十年来所没有出现过的，就是中央决策层和最底层网络媒体的直接接触，把中间右派控制的传统媒体甩开了，以往决策层的变化都是由中间的传统媒体来推动的，而这次胡温新政形成直到六中全会公报发表，中间的传统媒体始终没有任何积极的反映，所有的积极反映和欢呼都在网络上，特别是在乌有之乡这些左派网站上。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央最高决策层与社会基层舆论的直接结合，第一次是四十年前的文革，这是第二次，所不同的是四十年前那次结合是有组织联系的，这次完全是自发的默契配合。并且这两次结合都是由大字报开始的，只是这次大字报的形式变了，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了网上，这是网络信息产业发展的结果，网络提供了一种新的现代大字报形式，能把社会最底层的信息直接反映出来。可以说，中国的左翼思想是和网络同时发展起来的，现在是左派主导网络媒体，右派控制传统媒体，如果用三个代表来衡量，和网络媒体结合的左派就是先进生产力代表，就这点来讲，也决定了未来思想领域里左派右派斗争的命运，新兴媒体肯定会取代传统媒体，包括和新兴媒体相结合的左派，也肯定会取代和传统媒体相结合的右派，这将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走得适度，不要走得太急。要牢牢记住56年毛主席搞双百方针的教训，当时的双百方针被党内个别人所利用，用所谓“引蛇出洞”的方法，把知识分子推向极端，要共产党下台，然后以此向毛主席摊牌，结果把大量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许多左派知识分子一夜之间打成右派，形成了建国后党内斗争中毛主席第一次惨重失败。这就是为什么华国锋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为右派摘帽的原因，他想以此来压制政敌，怎奈他的笨拙使全国人民根本没有看懂他要做什么，结果反倒被政敌利用丢了江山。关于这段历史大家可以去看看哈佛大学的《剑桥中国史》，一段左派蒙冤的历史，今天仍然要记取当初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