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用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是对的，这是由西方国家的历史决定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是依靠对外抢劫发展起来的，相应就产生了反映抢劫成果的西方经济学，用GDP来衡量抢了多少东西，至于抢劫过程中造成的国民和环境的损失，那都是别的国家的损失，所以GDP只算增量不扣除成本的计算方法，对西方国家来说是对的。但是放到中国就有问题了，比如我们现在大家100个人，每个人有1万，GDP总值就是100万，如果我把大家的钱抢来归我一个人，我的1万就变成了100万，加上之前我们大家的100万，我们的GDP总量就翻了一番，达到了200万，这种GDP增长对我一个人来说是发展，我发了大财，但对你们大家来说不仅没有发展，反倒是损失是痛苦是灾难。所以GDP这个东西，对西方国家来讲是对的，放到中国来就是错的，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一种很荒唐的现象：你绿化一座青山，不算是发展，因为你的GDP没有增加，反倒要减少；你毁掉一座青山，算作是发展，因为你的GDP增加了。这种逼良为娼的发展观，使种树的省长越来越少，砍树的省长越来越多，即便拼命种树的焦裕禄活到现在，也要被逼去砍树，否则就不是好党员好干部。横向来看这种发展观的结果，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老百姓越来越穷，越来越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纵向来看这种发展观更加可怕，就是形成了一种断子绝孙的发展方式，用李瑞环的话来讲就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说得直接些就是啃祖宗的骨头喝子孙的血。我们这一代人还没走完，就透支了几代人的发展资源，毁掉了子孙后代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如果再继续下去，中华民族就真的要断子绝孙了。现在放弃GDP代表的经济发展观，代之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发展观，是恢复了发展的本来涵义，所以称之为伟大转变。
第三个转变，就是由建立野蛮血腥的丛林社会向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转变。把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作为社会改革和发展的规则，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历史灾难，是中国历史空前的文明浩劫。可以说，中华民族是最讲礼仪的民族了，礼仪之邦嘛，“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丈夫重义轻利”等，把仁道正义、诚信友爱、文明礼仪看得高于一切，是中华民族的固有美德。可是现在怎么样呢？几十年对所谓小农意识中诚信道义的批判，几十年西方丛林法则的血腥训练，把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野蛮，最残暴、最肮脏的地方，世界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像我们今天这样，无所不用其极地坑蒙拐骗伪劣假冒。马上就要开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了，让非洲兄弟看到中国这个状况会怎么想？就说城市中最明显的乘公交车，走遍中国没有排队的；特别是人行横道，按交通规则是行人的绝对权利区，车到跟前无人要减速有人要停下，可是无论威猛大汉还是白领玉女，都是不顾行人死活的呼啸而过，极少有人主动减速或者停车，这种行为和那些强暴妇女的流氓有什么区别？甚至比流氓更加恶劣，流氓只是不管别人痛苦，而你是不管别人死活！为什么中国人会堕落到这个地步？或者说是什么把中国人变成了流氓？虽然分析起来有许多因素，但是持续数十年创建残酷竞争的丛林社会，实行丛林法则的血腥训练，是其主要原因。资本的处世哲学就是“只要我能过得去，哪怕洪水滔天”，洪水滔天都不怕，轧死个把人算什么！所以几乎所有的开车人，都是不顾行人死活的呼啸而过。
竞争的本质就是弱肉强食，所以公交车上抢占老幼病残孕专座也就天经地义了。大家都说现在中国人不讲信用，其实中国人是历史上最讲信用的民族了，全世界关于信用的格言加起来也没有我们多，诸如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大丈夫一言九鼎，重诺轻死等，就是信用这个东西维系了我们这个民族2000多年，小农经济的彼此隔绝状态就是依靠信用来维持的，此外再没有其它纽带。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个民族突然不讲信用了呢？信用彻底崩溃了呢？就是我们形成了一种逼良为娼的体制，谁讲信用谁倒霉，谁讲信用谁被淘汰，30年反向淘汰的残酷训练啊，30年横跨3代人的影响啊，淘汰老一代，扭曲中间一代，摧残下一代，结果是整个社会信用的荡然无存。多少年来右派们总是讲文革是文明浩劫，其实这些年才是真正的文明浩劫，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文明浩劫。而当年文革不仅继承了传统文化的信用观念，甚至把信用推到了至高的境界，现代京剧《海港》中有句话最能反映这一点：“宁可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也不能在政治上遭受丝毫影响。”什么意思啊？就是宁可赔钱，也不能不讲信用，就像今天的汽车召回制度一样，宁可把汽车召回来砸烂也不能损害信用资源。可是后来随着《海港》诚信价值观的被批判，诚信越来越成为个人生活中最具毁灭性的可怕品质，诚信意味着淘汰意味着失败意味着死亡，甚至成为父母兄弟间最令人忧虑的一种品质，儿行千里母担忧，最担忧的是儿女会因诚信受骗遭殃。当诚信成为一个人灾难根源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已经不再是人类的社会，而是魔鬼的社会、野兽的社会，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所以我们才说重建诚信友爱的东方和谐社会是伟大的转变。可能有人会说，丛林法则是西方经济学的根本法则，可并没有影响西方的诚信社会。的确如此，这是由东西方文化的区别决定的，东方人追求的和谐社会和西方人建立的丛林社会，是东西方不同文化发展的结果。东方文化走的是悟性发展道路，西方文化走的是理性发展道路；东方文化求诸于内，认为只有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主客体之间的和谐平衡，它把人与自然之间理解为一种依恋关系；西方文化则是求诸于外，认为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主客体之间的平衡关系，它把人与自然理解为一种征服关系；所以中国人追求内在和谐，西方人喜欢外在征服。或者形象的说，东方是羊文化的发展道路，共存共荣，和谐相处；西方是狼文化的发展道路，弱肉强食，征服消灭。可是改革开放后，把实行丛林法则的狼文化从西方突然搬到了中国，强迫只能吃草的羊也像狼那样去吃肉，也像狼那样去竞争，结果是既丢掉了羊文化的诚信善良，又没有建立起狼文化的秩序法则，形成了今天这种既不信上帝也不信魔鬼的混乱状况，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进入了末法时代，即将堕入地狱的时代。有时我想，这或许是一件好事情，有可能是冥冥中的一种安排，把西方文化拿到中国来，让它发展到极端，让整个世界都看清楚这种文化的弊端，这样整个人类文化转变的代价可能就会小一些，当然我们中国人就要悲惨些了。毛主席生前经常讲“中国人民应该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可能也包括这方面的贡献（笑），承担人类文化转型痛苦的贡献，由中国人承担整个人类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成本和代价。